中國茶：葉脈與意境
婺源峽谷春茶網；2017.12.19
文/洪忠佩

    生活中的速度與節奏，在一杯茶的時光里慢了下來。
    喚醒的，不只是茶的清香與人生的況味，還有民間的風俗與歷史文化。
    中國是茶的故鄉，“茶為國飲”。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西南、華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區，共同組成了遼闊的茶區板塊，110萬公頃的茶園面積分布在北緯18~37°、東經94~22°之間，有18個省市自治區的近千個縣（市）種植生產茶葉。而出產名茶的核心地帶，是處于北緯30°的神秘緯線上。去往茶區的路上，無論是丘陵山區，還是盆地高原，處處都是自然生態的茶園風光與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
    茶，既是自然生態的展示，又是精神生態的延伸。那一片葉子蘊含的豐富與廣闊，構筑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乃至世界和諧的精神向度。籠統地說，中國茶文化就是中國制茶、飲茶的文化。而在制茶、飲茶的過程中，不僅講究修身養性的“茶境”，倫理道德的“茶德”，也講究施茶濟茶的“積善”，以及茶人茶商的“善行”。
    行走在茶韻繚繞的茶區，我隨處都可以找到茶的葉脈與意境，以及追溯中國茶文化史的路徑。
    進入浙江北部的湖州，可謂走進了江南水鄉，除了京杭大運河貫穿全境，還有東、西苕溪水系形成的河網湖群，密集而秀麗。以水為滋養的湖州，歷史上由于陸羽的到來，成了中國茶文化的發祥地。
    事實上，陸羽生于公元733年的秋天，出生地為唐代的復州竟陵，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門。相傳陸羽是棄嬰，從小被龍蓋寺的住持智積禪師收養長大。然而，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陸羽也不得不選擇南下避難。他一路輾轉到達湖州那年，剛滿24歲。風華正茂的陸羽，仰慕妙喜寺住持皎然的才學，一到湖州，就去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拜訪他。出乎意料的是，兩人初次見面，因茶投緣，相談甚歡。當時，一杯茶在他們內心蕩起怎樣的漣漪，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皎然在《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的詩中傳遞的信息，是他與陸羽在重陽又相聚了，倡導以茶代酒。在飲酒風俗濃郁的唐代，皎然在詩中提出以茶代酒，應是開了先河。想想，如果兩個人的情趣與志向不在一條線上，他們怎么能夠相邀重陽，一起登高、賞菊、品茗、賦詩呢？以至后來，陸羽在“苕溪邊結廬定居”，都與皎然不無關系。
    友人，山居，泉水，香茗。陸羽與皎然都是識茶之人，他們樂在其中，隱逸而閑適，正所謂“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斗茶。”一飲一啜之間，多了幾分自然的情致，還有發現人生的況味。陸羽知道，茶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背起行囊，牽著瘦馬，或乘一葉扁舟，訪遍了長江中下游的茶區與寺廟，把自己的命運和未來與茶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陸羽在《茶經》里，第一次為這種神奇的植物留下了智慧的因子，還有遺傳的密碼。“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陸羽知道，他所處的飲茶成為風氣的唐代，只是茶史長河中的一個時間節點，其實早在神農時代就發現了茶的藥用，到殷周茶已經成為飲品了。陸羽的《茶經》，是歷時26年對各地游歷考察和調查研究的“茶記”，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紹茶的第一部專著，被譽為茶葉百科全書。陸羽能夠有這樣的意志力，完全是受到茶的感召與茶友的支持。
    “陸羽別業在青塘門外。”（《湖州府志》）就在陸羽在苕溪專心著述《茶經》的時候，皎然等幾位茶友出資為他在湖州城外建造了“青塘別業”新居。“青塘別業”，是茶友共同獻給陸羽一份茶一樣真與純的情誼。那時的青塘門，應是湖州城青銅門的別稱。當陸羽見到新居，心中的暖流猶如好友奉上的熱茶般滾燙。
    以茶會友，以茶融心。陸羽先后還與顏真卿、權德輿等人，成為莫逆之交。
    皎然比陸羽年長三歲，卻沒有越過六十九歲的門檻。陸羽不僅欽佩皎然在文學、佛學、茶學上的造詣，更加佩服他的為人處世。據說，他曾幾次提出，要求自己辭世后葬在皎然塔旁，以此紀念他和皎然的“緇素忘年之交”。
    “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宋·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陸羽是執著的，他用一生寫好了一個“茶”字，后人尊他為“茶圣”。
    皎然是在杭州靈隱寺受戒，成為“一代茶僧、佛學大師”，陸羽與他亦師亦友，兩人深得茶味茶趣。他們的肉身與俗世，都在一杯茶中得到了超然。在皎然圓寂五年后，陸羽追隨他西游，永遠走在了一起。后人根據湖州歷史遺跡，重修了三癸亭、皎然塔、陸羽墓。
    怎么也不會想到，2017年春我到湖州荻港參加“第十三屆三月三詩會暨紀念新詩百年誕辰”活動時，品到的并不是“溫山御荈”“顧渚紫筍”“安吉白茶”，也不是“西湖龍井”，竟然是用桑葉加工的“湖桑茶”。當地民間，桑葉有“神仙草”之稱，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也有記載。在湖州歷史上，蠶桑曾“獨甲天下”。而陸羽“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新唐書·隱逸·陸羽傳》）想必，“湖桑茶”是湖州人對“茶圣”陸羽的一種緬懷與紀念，以及茶品的一種延展吧。
    我離開湖州的那天，是公歷2017年的4月3日，顧渚山與鳳亭山的茶園都在開園采摘。那淅淅瀝瀝的清明雨，已經開始飄落了。

    “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對于婺源人而言，每次翻開《茶經》的時候，總能感覺到離那個遙遠的時代距離又近了一些，仿佛字里行間有一杯陳年的婺源茶在醒來。
    陸羽的《茶經》，第一次刊刻是公元780年。那時，婺源剛設置縣治不久，歸歙州管轄。當時的歙州，即歷史上的徽州早期，州府在歙縣。根據陸羽在《茶經》的記述，婺源綠茶無疑是歙州茶的代表，從中足以說明婺源在唐代就是中國著名的茶區了。
    穿越時間的河流，人們去尋找婺源綠茶的根，去品味婺源綠茶的歷史清香，朱熹對婺源茶文化的提升影響深遠。
    朱熹的父親——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考取功名后，就從婺源背起行囊去福建走馬上任，為朱熹在尤溪出生埋下了伏筆。婺源，是茶院朱氏的發源地，從一世祖朱瑰開始，二至六世祖的墓地，以及四世祖朱惟甫之妻——程氏豆蔻夫人的墓地，分別葬在婺源城郊與九老芙蓉山。朱熹是茶院朱氏九世孫，他生前認定唐天佑年間（904~907）率兵防戍婺源，制置于茶院的先祖朱瑰為婺源茶院朱氏始祖，不僅倡導修編《婺源茶院朱氏世譜》，還親自撰寫了譜序。在婺源縣城南門朱熹祖居左側有一口“虹井”，據說朱熹父親出生時，井中氣吐如虹，而在朱熹出生時，井中卻紫氣如云。
    朱熹一生嗜茶愛茶，晚年自稱“茶仙”，賦詩題匾常以“茶仙”署名落款。八百多年前，朱熹從福建回家鄉婺源掃墓時，他不僅把武夷巖茶苗帶回家，在祖居庭院植上十多株，還把老屋更名為“茶院”。在當時，茶院有兩種功用：一是專事某種茶務的地方；二是設茶供飲的地方。朱熹故園茶院，當屬后者。“茶取養生，衣取蔽體，食取充饑，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從不奢侈鋪張。”這是朱熹對生活的告白。
    南宋紹興十九年，也就是1149年，朱熹在家鄉掃墓期間，與門人滕璘出游蚺城城墻下，看見石罅間有泉水淙淙涌出，清洌無比，覺得自己作為當朝進士，以后為官一定要像這泓清泉，“顛波不失志，貧賤亦清廉”。欣喜之余，就汲水品茗，并揮筆為清泉題名“廉泉”，門人則為此立石刻碑于泉旁。清康熙五年（1666），“廉泉”碑移至文廟正殿左側，嵌入墻中供人瞻仰。朱熹在七十年的人生歷程中，只回過兩次婺源省親掃墓。“此夕情無限，故園何日歸？”在朱熹寫給親友的詩文里，充滿了對家園鄉土內心情感的溫潤，以及悠遠的遐思。
    朱熹還借品茶喻求學之道，通過飲茶闡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他說：“物之甘者：吃過而酸，苦者吃過即甘。茶本苦物，吃過即甘。問：‘此理何如？’曰：‘也是一個道理，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理而后和。’蓋理本天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朱子語類·雜說》）他認為學習過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樂在其中。宋代煎茶仍然沿襲唐代遺風，在茶葉中摻雜姜蔥椒鹽之類同煎，猶如大雜燴而妨茶味。朱熹對學生說，治學有如這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的味道，便是事物夾雜了。”（語出《朱子語類》）。朱子巧妙地運用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橫生……中國茶文化的核心，離不開一個“和”字。“理而后和”，朱熹以茶論道傳理學，他把茶視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倫，以茶寓理，不重虛華”，只有愛茶思茶的人，才會有這樣精辟的闡述。朱子理學倡導自我修養，而茶，無疑是提升修養的最好伴侶。
    八百多年后，我對朱子與茶的追尋，也僅是遺跡的尋訪與文字的抵達。婺源城郊的“故園里茶院”，承繼著的應是茶院朱氏縷縷茶香。與茶結緣，是文人雅士的一種情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們“求茶重在雋永，求水重在清冽，茶友重在高雅”，并把茶品出了不同的意蘊與境界。當時，我在“故園里茶院”觀看婺源茶道“文士茶”表演，感受到的不僅是茶帶給人的意境，更多的是文士與茶的情懷。
    再一次與新溪走徽饒古道到浙嶺，已是清明后了。山上的茶樹，正在萌發抽芽，沿途村莊繚繞著茶葉的清香。
    在中國飲茶的歷史長河中，婺源鄉村茶亭茶庵濟人茶水以方便過往路人的施茶，且不收取分文，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方式，它源于五代時浙嶺的方婆。婺源，乃至徽州將這種世代傳承的施茶“善行”，稱為“方婆遺風”。
    歷史上的五代，簡單地說，就是在52年的時間里更換了5個朝代。在群雄割據動蕩不安的年代里，五代的君主也沒能走出唐代貢茶賜茗風氣的影響，他們對茶的喜好都記在了《舊五代史》中。
此時，作為歙州茶葉主產區的婺源，茶早已融入了當地人們的生產生活。
    浙嶺，又名浙源山，位于婺源縣城北57公里處，海拔800多米。在春秋后期那個吳楚爭雄的年代，浙嶺是吳、楚國的劃界之地。后來，浙嶺成了進出徽州饒州的重要通道，有“七省通衢”之稱。民國的時候，“鏡心堂”以佛教的名義對浙嶺進行了重修。“我徽六邑，居萬山中，通衢率多峻嶺，婺之嶺較他尤多。其在婺北，而稱通衢者，則我嶺浙也。自東至西，繚繞如羊腸，然約十里有奇，而其高也，則巍巍乎，鳥道之不可攀焉，前人取石為級，而造之，而修之。且修不一，修并為之。筑亭於腰，與頂蓋不知費……于是集腋成裘，而功始畢。”（《徽州婺北鏡心堂重修浙嶺征信錄》）舊時，婺源人赴京趕考，外出經商，甚至衣錦還鄉，都由浙嶺往返。清代康熙年間詹奎題刻的那塊“吳楚分源”的界碑依在，而當年往返在徽饒古道上的商旅已失去了蹤影。
    相傳五代期間（907~960），浙源山下的嶺腳村有一位姓方的婦女，看到浙嶺頭每天行人絡繹不絕，她只身一人搬到嶺頭的萬善庵山亭居住，每日挑水、生火，為過往的行人挑夫燒茶解渴，長年累月從不間斷，不分貴賤，不收分文。天長日久，人們都親切地叫她“方婆”。
    即便浙嶺，石縫中涌出的山泉，儼如神靈的恩賜，而方婆挑水去茶亭燒茶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挑水、生火、燒茶、濟茶，這是方婆一天至關重要的內容，一天、一月、一年、十年……方婆做了一輩子。浙嶺，也成了方婆終老的地方。過往路人感其恩德，拾石堆冢。年復一年，方婆的墓竟堆成了一座高6米，占地1分的大石冢，世人稱為“堆婆冢”。明代詩人許仕叔來到浙嶺。當他聽到了五代時方婆長年累月燒茶給過往行人解渴的善舉，以及行人知恩圖報為她投石壘冢的義舉，情緒難抑，賦詩贊道：“乃知一飲一滴水，恩至久遠不可磨。”（《題浙嶺堆婆石》）
    在萬善庵山亭旁，立著一塊清道光四年（1824）的《萬善庵奉縣正堂碑記》。碑記上依稀可辨“浙嶺頭萬善庵，通衢要道，行旅絡繹，尚建亭宇，冬湯夏茶，捐濟旅眾……”等字樣。
    每一個聽過方婆故事的人，抑或拜謁過堆婆冢的人，心中對一位長者持之以恒的樂善好施感到震撼。遺憾的是，我無法從地方志中找到有關她身世與名字的文字。從萬善庵山亭開始，隨著浙嶺的蜿蜒，沿著星江的流淌，方婆的故事還在婺源一代代傳頌，她的精神還在鄉野村落流芳。在清康熙年間，在江蘇做生意的婺源漳村人王啟仁，以浙嶺為起點，經休寧至常州，一路捐資修建茶亭36座。婺源鄉民呢，以禮待客，以做好事為榮，在鄉村一些山亭、路亭、橋亭、店亭、茶庵設缸燒茶，免費提供給過往的行人解渴消暑，各地茶禮、茶俗蔚然成風。
    “五里一路亭，十里一茶亭”。亭，是鄉村計量長路上的一個刻度，是行人擦肩而過的緣。走過思源亭、思根亭、惜志亭、節義亭、遺癡亭、超然亭這樣的路亭，于遠方的村莊，以及遠去的人自然有了一種連綴。而像永濟庵、博泉茶庵、長生茶庵、如露庵、沸濤庵、茗修庵等等，除了佛徒尼姑出家行佛事和居住，還標記“茶庵”，甚至表明了“施長生茶濟眾”功用。正是有這樣的茶亭茶庵存在，我才能夠在廢棄的茶亭、抑或茶庵的廢墟上找到婺源民間生活的修行與精神的持守。

    始建于唐代的徽饒古道，既是古時長江以北通往徽州、饒州等地的要道，亦是客商必經之路。然而，太多的歷史遺跡與民間傳說都在古道上散佚了。
    徽州，是徽商的故鄉。徽州人不僅種茶、制茶，還業茶。茶業，曾與鹽業、典當業、木業一起，進入徽商經營的四大行業。在徽州歷史上，許多富商巨賈都是從經營茶葉開始發跡的。像宋代的朱元、元代的畢仁、清代的謝正安、民國的鄭鑒源等，有的還成為茶商世家。許是徽州歷史上茶商的足跡遍布華夏，我對徽州茶商茶事多了一分追尋與關注。
    “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給食、供賦，悉恃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逾于諸方。”同樣是在新茶上市的春季，我從安徽祁門進入江西浮梁，沒有看到唐代歙州司馬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記述的茶葉集散地。似乎，與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意象也相去甚遠。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浮梁縣武云山與富春山相峙的嚴臺村目睹了一場“喊山”的開園儀式。民間的祭茶神、山神的祈福活動，神秘而有儀式感。“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于茶者也！”（宋·陳師道《重刻茶經序》）是民間的感恩與膜拜，把陸羽推上了圣殿。不知道什么年月開始，陸羽實現了從人到神的華麗轉身，并走向神龕，成了離徽州乃至南方茶商最近的神。據說，茶商開創的茶號、茶棧、茶店，甚至濟茶燒茶的茶館、茶亭，都像工匠業供奉魯班、紡織業供奉黃道婆一樣，一律將陸羽作為茶神供奉。有的徽州茶商，還專門請畫師畫陸羽像掛在茶號醒目的位置。他們記得茶給了自己最初的溫飽，他們記得茶給了家人與好友最先的聚集，他們記得自己是怎樣從偏僻的鄉村走上業茶之路……
    很難想象，在遙遠的年月里，徽州茶商從徽州運茶到廣東，在路上要走兩個月左右。首先，茶商先將茶葉送至屯溪，可以走徽饒古道直接至饒州，也可以經黟縣、祁門、浮梁到饒州，再由鄱陽湖入贛江，然后翻越大庾嶺抵達廣東。一路上跋山涉水，個中的艱辛與險阻，只有茶商自己知道。據《中國名茶志》記載：在廣州，明代中葉就有徽商的足跡；而西歐茶葉需求導入期，徽州茶商就捷足先登地成為中國最早“漂廣東”“發洋財”的茶葉商幫。在明清時期，徽州茶商的應運而生，成為徽商中的主要商幫。
    廣州、杭州、蘇州、福州、武漢、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如果將徽州茶商走過的線路串聯起來，應是大半個中國，徽州人在外地形成了一個以鄉土親緣為紐帶的龐大茶商群體。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以婺源茶商為代表的徽州茶商，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善行”的蹤跡：
    ——婺源石嶺村茶商程煥銓，與兄弟合伙販茶，一次虧損了許多。廣東番禺有位叫張鑒的商人，委托程煥銓雇船運兩萬斤食鹽到海南去。蹊蹺的是，船剛靠近海南，張鑒死了，鹽沒人接收。一同前往的兄弟見找不到貨主，又沒訂合約，就提出把鹽賣了，一來用于付運費，二來也可以彌補販茶的巨額虧損，但沒想到的是被程煥銓嚴詞拒絕了。后來，程煥銓輾轉找到張鑒的兒子，把兩萬斤食鹽一兩不少地交給了他。
    ——咸豐年間，嵩峽村茶商齊彥錢采購了一批茶葉到上海銷售，不想被行主欠茶款多達五千多兩銀子，有家不能回。齊彥錢急得團團轉，又擔心家鄉的老母為他焦慮，急火攻心，竟當場昏倒在茶行。上海茶行的老板嚇壞了，趕忙搶救，并立即兌付了五百兩銀子。齊彥錢拿到銀子后，正準備回婺源，忽然看到同行的幾位茶商也因為茶行拖欠貨款無錢回家，既窘迫又著急。都是天涯淪落人，齊彥錢想都沒想，立即將五百兩銀子與同行平分，幫助他們一起回家。
    ——詹天佑的曾祖父詹萬榜，“世居婺源廬源”（浙源廬坑），十八世紀初下廣東做茶葉生意。后來，他兒子詹世鸞“為佐父理舊業”也于“壬午年（1762）賈于粵”，走廣東繼續經銷茶葉。詹世鸞販賣茶葉發財后，把全家從廬源遷到了廣州，過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有一年，關外失火，不少同鄉遭災，連回家的盤纏都沒有。詹世鸞看到大伙一籌莫展，慷慨拿出“不下萬金”予以資助。
    同時，婺源茶商還憑藉經營創業獲得的積蓄，在獻田辦學、捐建橋路等公益事業上，都留下了一個個熱心公益的身影：在漢口經營茶行的齊宏仁“遇善舉，無不勇為。如修宗譜，建橋梁，葺道路，立保安會、中國紅十字會漢口慈善會，咸輸重金”；趙之俊業茶起家后“輸千金筑書齋、置學田，以培人才”；茶商潘開祥，為“振興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課文資給”；茶商程泰仁，“初隨喬川朱日軒販茶至粵，咸豐間業茶上海，獨捐巨貲修‘廣福寺’”……
    他們付出的是真金白銀，卻似乎與金錢無關。當所有的繁華成為過往，生命與時光一如縷縷的煙塵，飄逝而去，我卻在徽饒古道沿途鄉村的譜牒、抑或民間故事中，看到和聽到了他們的“善行”。而類似的“善行”，如今依然在茶區延伸，進入國際公平貿易標簽組織（FLO）的婺源大鄣山茶農協會、溪頭茶農協會，每年都拿出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茶區教育等公益事業。

    “茶源于中國，始于巴蜀”。茶樹的原產地，是在中國，而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四川，是我國茶樹原始生產地的中心。在西南地區，古老茶樹究竟有著怎樣的樣貌與遺存，對我來說都是未知數。有專家考證的數據顯示，在茶的家族里，世界上目前已發現山茶科植物有23屬380種，在中國就有15屬260多種，且集中分布于西南。而云南，不僅是茶樹植物的起源地，也是茶樹栽培的起源地。業界公認云南的“古滇人是茶樹的最后馴化人和最早的載培人”。據說，在云南瀾滄江兩岸的山區丘陵地帶，不僅有茶馬古道的滇藏線，還有罕見的樹齡千年以上的古茶樹。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鳳慶縣的“錦繡茶王”，樹齡高達3200年，樹干要有八九個人合圍，才能抱得過來。
    2017年6月去云南，朝覲古茶樹與探訪茶馬古道是我此行的重要內容。本來，早就與在西雙版納工作的小弟約好，讓他給我做向導，行程是從西雙版納到普洱，然后去大理。可在寧蒗彝族自治縣返回麗江市的途中，我收到他的信息，說是臨時有事，必須出差。我只好舍遠求近，改線直接去了大理。
    眾所周知，茶馬古道分川藏線、滇藏線、青藏線，既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古道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道和文化傳播的獨特遺產。實際上，人們所說的川藏線、滇藏線、青藏線是茶馬古道的三條主干線，隨之分布的還有許許多多網狀的支線。而滇藏線茶馬古道的起點，是在云南的西雙版納。那里，也是普洱茶原產地。雖然，我不止一次到過云貴高原，卻一直無緣沿著茶馬古道起點向西走，連中國最西部的西藏都沒有到過，更不用說是喜馬拉雅山以南以西的國家和地區了。遺憾的是，我在云南的行程連西雙版納也因小弟的出差給取消，也就沒有機會去云南南部邊陲朝覲古茶樹了。稍感欣慰的，是我在寧蒗、麗江等地，還看到了一段段保存較為完好的茶馬古道遺址。與徽饒古道相比，茶馬古道顯得更為空寂。沒有聽到馬幫的鈴聲，沒有見到馬幫、拴馬樁、驛站，卻見識到了古道的崎嶇、荒蕪，以及感受到了那種鳥鳴的寧靜。在這樣的古道上，完全可以想象那一隊隊馬幫艱難地行進，以及在熙熙攘攘的街區“茶馬互市”“邊茶貿易”的景象。
    倘若一個人沿著茶馬古道一徑走，除了好奇的追尋，迎來的將是無邊的孤獨。
    “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唐代封演在《封氏聞見記》記述的就是唐朝后期的茶馬互市。而史籍上也有記載：“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明太祖實錄》）……諸如此類的文字都過于平和了，而顛覆這些與刺痛我的是云南的一首民謠：“砍柴莫砍葡萄藤，嫁人莫嫁趕馬人。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這樣的民謠，儼如茶馬古道上的悲歌。想想，從隋唐到民國，哪一條崎嶇綿延的茶馬古道，不是馬幫在漫長的歲月里用雙腳，甚至是生命踏出來的呢？！
    而前行與抗爭，是茶馬古道上神秘馬幫的存在與力量。
    云南之行接近尾聲時，我在大理蒼山腳下看到了類似于茶馬古道的馬幫。可是，他們已經不馱茶葉與貨物了，只是帶給天南地北游人的一種體驗方式。“一趟滇藏茶馬古道線，一段天險路。”那叮叮當當的駝鈴，仿佛一下子就將我的思緒帶到了更為遙遠的茶馬古道上。
    “松風竹爐，提壺相呼。”“客至汲泉烹茶，撫琴聽者知音。”或許，這是蘇軾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他嗜茶，飲茶講究“茶美、水美、壺美”。而讓他對水與茶體會最深的，是王安石。據說，王安石患“痰火之癥”，需用長江三峽的瞿塘峽中峽之水，烹煮陽羨茶品飲才會生效。不承想，蘇軾從四川返回時沉湎于三峽風光，到了下峽時才想起王安石的汲水之托。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下峽汲的一甕水，竟然被王安石煮水泡茶時發現了。王安石能夠從茶色中辨出下峽之水，足見他在茶與水上的修為。同時，也透出當時文人士大夫品茗之盛與茶道的流布。
    也就是在飲茶蔚成風氣的唐宋時期，中國茶與茶文化隨著佛教傳播途徑開始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不僅在中國學習了種茶、制茶技術，還學到了煮泡技藝與茶道精神。
    茶是自然的茶，水是自然的水。汲取天地靈氣的茶水，遇到有心境的人，就有了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的意境。于是，茶與水可以泡出生活的詩意，品出生活的哲學。比如：云南白族喜慶迎賓的“紹道兆”（三道茶），寓意著人生“一苦、二甜、三回味”的哲理。
    如果說，茶是水洗的文化，時間是水洗的表情，那么，徽饒古道、茶馬古道，以及茶商茶事，都是茶與水在時間里的見證。
    想必，在世界飲品中，能夠稱得上內容與形式一樣獨具魅力和極具內涵的，只有茶了。有人說，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就一杯茶的距離。話，雖然有些片面，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茶”字拆開，便是“人在草木間”，這既是謎底，也是謎面。一個“茶”字，可以在水中化開無窮盡的意境。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植物，與絲綢、瓷器一起，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在世界上50多個國家生根發芽。顯然，茶推動了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的文明交流，并結下了不解之緣。世界著名科學技術史專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約瑟先生聞香識茶，他將中國茶葉作為四大發明之后，中國對人類的第五個重大貢獻。
    我一次次遠足，去茶區尋訪茶與茶人的蹤跡，是對自然與茶的敬畏，對茶人的尊崇。茶，一次一次地訪，一杯一杯地品，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分淡泊與清明。
    茶，注入無華的水，人的一生就可以在一杯茶里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