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國茶葉征服了全世界
婺源峽谷春茶網;2016.11.21
文/劉曉航

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國內外市場迅速擴大,茶葉消費量急劇增加,茶葉生產制作技術日益成熟,清中葉以后,朝廷放松對茶葉的控制,茶葉商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茶的產量與品種質量明顯提高,國內擁有商業資本的地茶葉商幫形成,特別是在海外形成一個巨大的茶消費市場,有力地刺激并推動中國茶業的近代工業,茶葉出口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際貿易。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茶葉的年產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頂峰,當時中國的人口是億人,以人均年消費半市斤茶葉計算,國內茶葉消費達到 200萬擔。1834-1838 年廣州平均出口茶葉42.3萬關擔,北上輸俄茶葉約10萬普特,折合約54. 45萬擔,合計年產量300萬擔左右。
明清是中國茶葉外輸的鼎盛時期。明初設廣州、寧波、泉州三大市舶司分別管理通往南洋、日本、琉球的貿易。明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足跡遍布亞非許多國家,與這些國家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茶葉;器、絲綢是主要的交換物品。同時各國使臣、商人紛至沓來中國訪問,做生意買賣,茶葉成為他們的珍愛之物,又將茶葉帶回各自的國家,使飲茶之風傳播南洋等地,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展。
17世紀到 18世紀的近二百年里,中國的茶葉對外地區格局發生較大的變化,市場空間迅速拓寬,表現就是茶葉對歐美的輸出。16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拓寬了歐洲人的生存空間,環球航行促進了東西方貿易。新航路的開辟,中西方海上道打通,歐洲的航海家、探險家、商人、傳教士來來華,中國的文化傳播到歐洲。其中包括茶葉和飲茶的方式及風尚。中國與歐美之間開始了茶葉貿易,葡萄牙、荷蘭是與中國進行茶葉貿易的先行者。1596 年荷蘭人到達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在那里建立貿易據點。1601年,荷蘭開始與中國正式通商。他們成立東印度公司,負責與東方的貿易。 1607年,荷蘭船隊將中國綠茶運回阿姆斯特丹,僅過了20多年,飲茶在荷蘭已經形成風氣。茶葉作為正式的商品開始輸入歐洲。
英國人最早接受茶葉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貴禮物獻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一筒重2磅2盎司的紅茶。1662 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陪嫁品中有小箱中國皖南的“松蘿”綠茶,凱瑟琳皇后用綠茶招待貴賓,濃郁的茶香征服了所有的賓客。從此。在英國的宮廷和上流社會形成品飲中匡茶的風尚。接著飲茶的風氣流傳到民間。1784年,據英國首相皮特估計,有三分之二的英國人每年至少要消費 3磅茶葉,為了控制海上貿易的黃金水道,與荷爭奪在東方的茶葉市場,1689年,英國首次從廈門輸入茶葉。英國很快取代荷蘭,控制了全球茶葉貿易,成為歐洲最大的茶葉消費國。英國人引以為豪的紳士風度的養成與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都是與飲茶分不開的。英國人的傳統晚餐不會早于晚上8點半以前,貝特福特公爵夫人發明在下午 4點至5點之間以紅茶配點心的下午茶,一杯下午茶成為英國人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下午茶很快從英國風整個歐洲,大大提高了英國人的國民素質。
在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茶葉生產畸形發展,茶葉外輸迅速增長。縱觀清末的茶葉貿易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840-1870 年中國茶葉壟斷世界市場,是大發展時期;1871-1890 年是中國茶葉超常發展時期,茶葉出口達到頂峰;1890 年以后,由于英國開發印度和斯里蘭卡紅茶生產,世界茶葉貿易格局大變,中國的茶葉貿易大大衰退,茶葉貿易從繁榮走向蕭條。

清代的世界茶葉市場主要集中在英國、美國、俄國、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等國。英國是世界最大的茶葉消費國,也是中國茶葉的傳統主市場,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就打敗了歐洲的競爭對手,操縱了世界茶葉市場。當時中國的茶葉出口只有兩個口岸:南力是廣州,主要對歐美和亞洲的茶葉貿易;北方是恰克圖,主要對俄羅斯出口茶葉。1741 年的廣州貿易中,英國是中國茶葉最大的主顧,輸出茶葉13345擔,占丩茶葉出口總量的35. 36%。1833 年英國從廣州進口茶葉增長到 229270擔,占廣州茶葉出口總量的88.76%。鴉片戰爭后,英國以武力敲開清政府閉關鎖國的大門,海上的茶葉貿易更加興盛。1860-1867年每年進口茶葉80萬擔左右.1868 年超過100萬茶占英國茶葉市場份額的93%。1868 年后英國在它的海外殖民地 印度和斯里蘭 卡開發紅茶生產,受印度和斯里蘭卡茶葉競爭的影響,19世紀90 年代后,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數量銳減至每年只有二三十百擔,基本失去英國的市場。
美國是中國綠茶和烏龍茶的主銷區,銷往美國的綠茶占據四分之三,19世紀末,美國僅次于英國,成為中國茶葉第二大的銷售市場。1817年輸入茶葉169143擔,占廣州出口茶葉比重的48. 53%,1860-1900年是中國茶輸美的穩定期,大多每年保持在20萬擔左右。1894年曾經達到 40萬擔,之后逐年減少,僅10萬擔左右。
俄國是中國茶葉輸出的另一個主要市場。在1861年前,根據清雍正年間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在中俄邊境的恰克圖進行以貨換貨的貿易中,茶葉是最宗的交換商品。1861年,沙皇廢除茶葉專賣制度,任何茶葉只要交納每一鎊 35 盧比的關稅后均可自由輸。這樣,為茶葉從水路大規模輸俄創造了條件。M62年,俄國通過與清廷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及《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庫倫、張家口、嘎斯噶爾等地免稅的特權,清政府還開放了包括天津、漢口、九江等在內的不1個口岸,規定俄國人可以深入內地貿,只需交納2.5%的子口稅,實際上為俄國人進入江南茶區發放了通行證。這大大縮短了產銷的中間環節,為俄商打開了方便之門。俄商在漢口大顯身手,他們在漢口開設了4座用機器生產的磚茶廠,輸俄磚茶數量大大增加,他們選擇從長江的黃金水道運茶北上,大大減低了運費,節省了運輸時間,1891 年后,俄商接將磚茶用船運往海參崴再轉剛剛通火車的西伯利亞大鐵路。1870年,華茶輸俄平均每年40萬擔,1880巨增長到 60萬擔,其后1888 年為80 - 90萬擔,1898年又增長到百萬擔,占中國茶葉出口的60%左右。911年中國發生的辛亥革命和1917 年俄國發生的十月革命、社會的變遷、世界茶葉市場總格局的變化、交通路線的改變,使繁盛近兩個世紀的中俄茶葉貿易終于淡出歷史舞臺。
清代,世界茶葉市場的格局形成,使南方廣大茶區形成若干個外銷茶區。主要分為粵閩贛的紅茶區,江浙皖蘇川的綠茶區,兩湖、云南的黑茶、磚茶區,最先流人歐洲的茶就是福建武夷山紅茶。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出口到歐洲的茶葉一直以紅茶為主,五口通商后,歐洲對紅茶的需求急劇增長,僅英國的銷售量就達到 40萬擔。具有豐富制茶經驗的粵商,赴茶區指導制作歐洲人喜歡的紅茶,運銷海外,于是紅茶在兩湖、江西、福建、皖南遍地開花,得到迅猛發展。清代封疆大吏左宗棠說:“白海口通商以來,洋商雇人分產茶各省地方,收買紅茶,行銷各國,議價頗昂,之出海者,不可勝計。”各茶區把紅茶作為制作銷售要產品,大大推動了紅茶的制作技術。
中國的紅茶產區包括湖北宜昌、恩施紅茶區、湖南紅茶區、江西寧州修水,皖南祁門、武夷山地、福州等地。紅茶發展不僅表現為產區迅速擴大,還表現在名茶的創制和制作技術的提高,如馳名中外\的武夷山大紅袍、皖南的祁紅、云南的滇紅、江西的寧紅。印度和斯里蘭卡的紅茶制作技術最初也是從祁門傳過去的,祁門紅茶技師多次應邀去印度和斯里蘭卡指導制作紅茶。
烏龍茶主要產在福建和臺灣。福建的福安、寧德、崇安、建安、德化、安溪等縣產之。福建烏龍茶脫胎于武夷 茶,臺灣的高山 烏龍茶異軍突起,質量上等,口感香醇,深受消費者歡迎。在1866 年出口18萬磅,1876 年增長到 785萬磅,1886 年又增長到 1617萬磅。
清代中葉開始,晉商在鄂南羊樓洞和湖南的安化投資深受草原牧民酷愛的青磚茶和黑茶。1861年,漢口茶市開埠后,俄商進入鄂南,他們先后在羊樓洞和漢口建機器制作的磚茶廠,晉商在與俄商的競爭中處敗地。俄商還在九江、福州建磚茶廠,但是規模都及漢口。
在清代的茶葉貿易的商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葉商幫的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茶葉商品流通勺范圍擴大,在商業活動中具有龍頭作用的行業開始起。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隊伍的擴大和商業競爭的激烈,出現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會館、公所、行會為其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的既“親密”又松散的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茶葉商幫。這是中國古代茶業經濟發展進入高級階段的產物,人此中國的茶葉貿易就被幾個主要的茶葉商幫控制操。清代的茶葉商幫在各地會館基礎上形成廣東商幫、徽州商幫、婺源商幫、山西商幫、福建商幫、浙江平水 商幫、江西商幫、湖廣商幫、陜甘商幫八大商幫,他們牢牢控制了近代茶葉內外銷市場。
山西商幫。國內主要的茶商,明末清初,朝廷放松對茶葉貿易的控制。晉商利用朝廷征討噶爾丹叛亂、欽命晉商辦理糧草軍務的機會,很快控制了西北的茶葉市場。他們在湖廣、江西、福建大量收購茶葉,長途販運至北京、張家口、歸化發售,并且深入蒙古腹地西進新疆南北兩路、科布爾、烏里雅蘇臺,整個華北、西北都成為晉商的市場。每一年春天,控制武夷茶的晉商挾巨資來到茶山,“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晉商控制武夷茶的局面到咸豐年間才結束。福州被開辟為通苛口岸后,晉商在福建的茶葉販運開始衰落,改向兩‘湖地區發展。長途販運茶葉,因其體積大、易受潮,就把茶葉壓制成為磚茶,開始成為帽盒茶,所以商又被稱為盒茶幫,河南安化和湖北南部的羊樓洞商磚茶制作中心。大批量的磚茶運到漢口集散,再沿漢水北上,至河南南 陽、洛陽,過黃河,進入太行山,繼續北上,過晉中,從雁門關,分為東西口,分別從張家口和歸化,經庫倫之恰克圖與俄商進行邊境交易。蘭州是晉商在西北的茶葉貿易中心,茶商分為東西二柜,東商是漢人。多陜西、山西客。西商是族人。晉商銷往西北的茶主要是帽盒茶、紅茶、千兩茶、黑茶、磚茶。清末,西北數省回族人起義,戰亂,晉商先前通過歸化往新疆的茶路受阻,后來左宗棠主政西北,平息叛亂,恢復茶路,但是改由湖南茶商經營,晉商才退出西北的茶葉貿易,以經營北輸俄國茶葉為主。
陜甘商幫。它的崛起,成為西北、西南茶市的重要力量。明代前期,西南、西北仍然實行茶馬互市制,府壟斷茶葉貿易。明中期后,實行招茶中商,明宣德十年 以435 年,十月開始實行招商運茶西寧,政府以鹽引。以商人運茶交甘肅各地茶馬司,給予鹽引,人領鹽引去揚州等地支鹽。明代后期,因漢中茶葉產量有限,四川茶暢銷康藏地區,而西北地區的茶葉主要依靠兩湖,于是,陜西商人聚集襄 陽 收購兩湖茶,北地區幾個少數民族酷愛河南安化的黑茶、鄂南羊樓洞的青磚茶,又稱為湖磚,從兩湖產地通過漢水運 ,至其支流丹江的龍駒寨再陸運至涇陽壓制,涇陽是西北磚茶的制作中心。明清時期,陜西商人一直把持西北茶葉的運銷。清代中期晉商插入,也有一定的勢力,這種情況一直到 19世紀上半期才有所改變。
廣東商幫。以南方為活動中心,主要經營外銷茶、僑銷茶,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的。珠江三角洲自明代以來,商品貨幣經濟早已進入全國前列,自唐代開始,廣州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茶葉就是主要的出口商品。明清以降,歐美和南洋對茶卜的需求與日俱增。廣東一地的茶葉根本滿足不了這需求,廣東茶商只能依靠從遙遠的江南茶區販運,就地加工制作,再運往廣州外銷。道光二十年( 1840年),廣州茶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農改制紅茶.因價高利厚,于是各縣盡相仿制,蘇皖浙閩粵桂贛湘鄂區的茶葉均運銷廣州”。如此之大的茶葉茶區均以—州為出口地,必然推動廣東茶商勢力的急速膨脹。廣州的珠江兩岸,大茶行、大茶莊比比皆是,比屋相連,茶葉加工廠的規模龐大,,機械化程度較高。這些茶商許多成為與外商打交道的買辦而暴富。
福建商幫。福建為著名的茶葉產地,武夷山是全球紅茶的發源地。茶葉的品質非常優良,福建的茶葉運銷全國各地,福建商幫主要是來自閩東和閩北的商人,“負販之輩,江西、汀州及興泉人為多,而貿易于姑蘇、廈門及粵東等處”。嘉靖二十二年(1817年)蔣悠鍤在《請嚴禁茶葉海運一折》中說道:“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由此可見閩商主要從事茶葉的外輸出口。據連城鄒氏族的《傳記》載:“鄒秉均,40歲以后前往崇安星村,遍游武夷,廣集茶葉,通洋貿易。又設金春字號,親自掌管,不出數年黃金白銀,累至巨萬。名聲之大,遠噪三江,達兩湖及閩粵。”可見當時福建商幫的勢力之大。
徽州商幫、婺源商幫。明清主要的茶葉商幫。明代皖南商品經濟就已經非常發達,出現了原始積累型的商業資本,其中主體就是大茶商。最初商業資本投資茶業,僅在茶季“攜帶資本,人山制茶”。當江西河口和江北安慶的失地農民來皖南茶區謀生,有了充裕的勞動力,資本就可能投資到茶葉生產,成為經營制茶的資本。茶葉貿易成為徽商的巨業。一大批資本雄厚、活動力強,徽州茶商應運而生,他們的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直至海外。北京一直是徽州茶商的重要基地。明隆慶年間(1736-1572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萬汁”,其中許多是茶商。乾隆中,徽商在北京就有茶行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約干家。此外徽州茶商在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江蘇等長江中下游各省都有徽州茶商開設的茶行。在兩宋時期,皖南茶就經浮梁轉九江外運,清代所發江西茶引,征收茶課大部分交徽商辦理。上海、蘇州的茶行大多數是徽商、婺商開設的,茶利極為豐厚。漢口號稱九省通衢,明清時期商業極其發達,是徽商販運茶葉的聚集點,很多茶葉從漢口轉售山西陜西商人運銷西北。清代,世界茶葉市場的需求急劇增長,茶葉大量出口,廣州成為茶葉最主的外銷港口,大批徽商、尤其婺商涌人廣州販茶。道光二(1822 年),廣州一場大火將徽商的茶葉化為烏有,婺源茶商詹世寬(詹天佑的先祖)竟然拿出萬兩白銀資助受災的皖南同鄉作為返鄉的路費,足可見當時在粵徽州茶商數量之多了。在清末民初,民間有“無徽不成鎮”和“四分天下有其一”的美譽。(文章來源:《穿越萬里茶路》)